烏丙安（1929-2018)，民間文藝學家，民俗學家；遼寧大學榮休教授，原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副主任。祖籍喀喇沁，蒙古族，1929年12月出生于內蒙古呼和浩特。1953年共和國首屆研究生，攻讀北京師范大學民間文藝專業(yè)，師從鐘敬文教授。迄今從事民間文藝學、民俗學教學與研究六十余年，先后指導本國和德、日、韓、俄、蒙等國民俗學碩士生、博士生110人。1985年任國家“七五”重點科研項目《中國民間文學集成》總編委，1988年、1991年先后獲國家突出貢獻獎及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1991年至2001年連續(xù)兩次獲全國優(yōu)秀社會科學著作一等獎、國家級民間文藝大獎“山花獎”一等獎。1992年榮獲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996年9月應德國總統(tǒng)赫爾佐克及夫人邀請，出席了“首屆總統(tǒng)文化節(jié)”，并受到最高禮遇。2004年再獲“山花獎”最高榮譽獎及省部級大獎等。2007年6月獲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保護先進工作者稱號。2007年8月獲山花獎藝術成就獎；2018年1月先后榮獲“中國文聯(lián)終身成就民間文藝家”和2017“中國非遺年度人物”兩項榮譽稱號。1985年﹣2004年期間，先后應邀到日、德、韓、匈、俄等歐亞多國及我國臺灣地區(qū)講學20次；同時兼任多所外國大學客座教授，出席主持國際學術會議18次。已出版的專著有十余部約400萬字。在國內及日、德、美、韓、墨西哥等國發(fā)表學術論文148篇，受到國內外學刊廣泛好評；其中《論中國風物傳說圈》等3篇論文先后獲全國優(yōu)秀論文一等獎；主編有《中國風俗辭典》等多部。2018年7月11日，烏丙安先生在德國柏林辭世。

作為世界級著名民俗學家,烏丙安教授以《民間文學概論》、《民俗學叢話》、《中國民俗學》、《民俗學原理》、《民俗文化新論》、《中國民間信仰》、《神秘的薩滿世界》和《日本家族和北方文化》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意義的民俗學專著,為中國與國際民俗學事業(yè)和民俗學專業(yè)教學的發(fā)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當代民俗學史冊上,被譽為“我國第二代最富有聲望的民俗學家”。對此,他當之無愧。

人類已邁進了21世紀的門檻。伴隨著新世紀的鐘聲,烏丙安又將一部厚重的新著——《民俗學原理》,作為奉獻給新世紀的禮物,呈至世人的面前。

《民俗學原理》的寫作有其獨特的學術背景,可以說,它是一位執(zhí)著而又理性的民俗學家對百余年來國際民俗學坎坷發(fā)展歷程冷靜反思的產(chǎn)物。早在1982年,烏丙安就把《民俗學原理》作為一門碩士學位課程列入自己的教學計劃。此后,經(jīng)過17年的理論研究、田野調查和教學實踐,特別是近16年中他連年在亞歐多國進行的講學和學術交流,使他對國內外民俗學百余年來的發(fā)展狀況有了較全面的把握和較深刻的了解,由此也引發(fā)出他許多深層次的思考。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間學術交流活動的頻繁和國內青年一代人文學者紛紛留學歐美,出現(xiàn)了當代歐美民俗學理論在我國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的學說中迅速夾帶傳來的現(xiàn)象。這些外來理論對中國民俗學形成了一定的沖擊,其中的某些負面影響也是明顯的:一是美國民俗學發(fā)生的嚴重危機造成的影響,即“民俗學既沒有自己學科的‘祖先’,又沒有自己的理論,民俗學只不過是人類學中一個無足輕重的附庸而已”,因此而導致了一些青年學者紛紛從民俗學轉向研究人類學;一些人即使選定了民俗學的研究課題,也鄭重宣稱是“人類學派”的一種理論研究。二是從歐美大量引進各種現(xiàn)代人文學科的各流派學說和理論的影響。除了譯著文本外,一些青年學者的論著,特別是介紹歐美各流派理論的一些譯述、評述文本,雖然對20世紀人文學說的清醒反思具有一定的真知灼見,但此中也夾帶許多似是而非的論說,例如不加選擇地推崇西方各流派的人文論點,將本土民俗文化生搬硬套地“對號入坐”;出于對美國民俗學現(xiàn)代理論的情有獨鐘,在譯述或評述中對美國個別學者的一些并無民俗文化依據(jù)的淺薄謬誤之說也不加審視地予以認同等等。這些傾向都對我國民俗學界的研究隊伍構成了較大的影響。在對民俗學與相鄰學科關系的探討中,烏丙安注意到在所謂多學科、多角度研究的背后,民俗學作為獨立學科的尷尬地位和模糊面孔;注意到國際上伴隨著美國民俗學的危機,存在著把民俗學劃為人類學附屬的一部分的動向。對此,他深感痛心和焦慮。他認為,這完全歸咎于民俗學一個半世紀以來自身理論的貧困。在民俗學的學科實踐中,那種過分推崇田野調查并把調查本身當作研究的傾向,不僅使一代代的民俗學者忽略了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而且也造成大量的調查因缺乏相應理論的指導質量水準低下,無法抵達研究的終端。他清醒地意識到:百余年來民俗學科在理論與方法方面的貧困和乏力,已經(jīng)嚴重阻礙了這門學科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面對現(xiàn)代產(chǎn)業(yè)文化圈與傳統(tǒng)文化圈的激烈沖撞和變動,中國民俗學必須在民俗本體理論的創(chuàng)建上有所突破,作出實實在在的貢獻。中國的民俗學者面對這塊由幾代先驅者開拓出來的民俗學領地,守土有責。他在《民俗學理論創(chuàng)新的必由之路——民俗學百年反思》一文中提出:“必須清醒地擺脫以往人類學理論對民俗學的消極影響與束縛,改變自己的附庸地位,從理論上明辨人類學派對民俗研究和民俗調查的‘科學性’是非,從而推動民俗學進行自身的本體、主體或本格的研究,而不是一味地運用相鄰學科的多學科、多角度、多方法的邊緣研究。民俗學不應再繼續(xù)走貌似‘人類學派’理論研究的蹩腳路,而應當走健康的民俗學自身理論的必由之路,推動民俗學成為新世紀的強勢學科?！闭浅鲇谶@樣一種認識以及責任感和使命感,烏丙安在步入古稀之年時,開始了《民俗學原理》的寫作。

《民俗學原理》與以往闡述民俗學事象及分類的概論類著作截然不同,融注了烏丙安對民俗學理論的一系列深層的也是全新的思考。他以與國際人文學科理論發(fā)展接軌的現(xiàn)代視角,對民俗學的基礎理論構架重新審視,將其劃分為四大板塊:民俗主體論、民俗控制論、民俗符號論、民俗傳承論,逐一深描細論。不但對學科的某些固有論點進行了大膽的批評和置疑,在一些原創(chuàng)性理論方面也有重大突破。例如關于民俗主體論的建構,他尖銳指出,近現(xiàn)代民俗學的發(fā)端,自1846年英國湯姆斯創(chuàng)造了“Folk-loro”這個民俗學科的名稱起,至今已有150余年的歷史。國際民俗學從肇始之初研究古俗、舊俗、遺留物開始到現(xiàn)在,在民俗調查研究的認識論上存在著嚴重偏向,集中體現(xiàn)在學科的注意力始終盯在令人眼花繚亂、異彩紛呈的“俗”上,而對負載著“俗”的“民”和他們的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卻漠然處之。這種把民眾的風俗習慣知識及其實踐的調查研究置于社會、政治、經(jīng)濟之外,以脫離民眾及其生活實踐的所謂“客觀”態(tài)度調查研究民俗,實則是只研究“俗”而不研究“民”,只研究民俗事象而不深究其本質。這種研究,在原初的定向、定位、定格上既已出現(xiàn)了偏差,悖離了研究的主體。為此,他明確提出要加強對民俗的承載主體“民”的研究,并對“民”的概念進行了重新界定。在民俗控制理論的建構方面,在闡明了與之相關的文化控制理論之后,他將民俗控制歸納為六種類型,并在逐一地釋解中提出并回答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理論命題,諸如:民俗社會生活是如何構成的?民眾的民俗文化素質是如何養(yǎng)成的?民眾對于民俗的內化和外化有多大彈性?人類個性與民俗的習俗化是什么關系?人類是怎樣自然而然地使民俗文化與人類生活的不斷變遷相適應的?人類社會為什么要用傳統(tǒng)民俗的多種型式“控制”群體和個人等等。對于民俗符號理論,他不僅關注多年,并且有較深入的探索。在20世紀80年代初,他就在“民俗學講座”的教學中引進了當時風靡世界學術界的結構主義符號理論,并著手對中國豐富多彩的民俗符號進行歸納;此后數(shù)年,他接連在國內的一些美術院校講授“色彩民俗學”、“民俗象征體系”等專題。在《民俗學原理》一書中,他結合我國豐富的民俗符號資料,旁征博引、生動系統(tǒng)地論析了民俗符號的提出、民俗符號的結構、言語系統(tǒng)的民俗指符、非言語系統(tǒng)的民俗指符以及民俗符號的民俗所指等問題。他對民俗符號理論新意迭出的論述,不禁令人聯(lián)想到美國民俗學家阿蘭·鄧迪斯曾在80年代末提醒中國民俗學家說:“我認為,民間(Folk)概念在農(nóng)民和無產(chǎn)者以外的擴展,以及與此有關的研究——歷史的、功能的、結構的、符號學的、比較的或心理分析的研究,將是下一代中國民俗學家努力的目標?！憋@然,當阿蘭·鄧迪斯這樣說的時候,還不了解,在中國民俗學界,已有烏丙安這樣的他的同代學者涉足這些領域研究多年,積累了大量資料并已形成一些成熟的思考。

《民俗學原理》體現(xiàn)了烏丙安對一個半世紀以來國際國內民俗學發(fā)展的深刻反思與探索。他以一位杰出的專業(yè)學者所具有的睿智和敏感,緊緊抓住了民俗學發(fā)展中存在的一些關鍵性癥結,對一些重大理論問題進行了重新建構。借鑒、反思、開拓、創(chuàng)新是這部著作最突出的特色。這是一位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民俗學家奉獻給我們的一部跨世紀的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式的民俗學專著,是中國學者對國際民俗學發(fā)展做出的卓越貢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必將在國際學術界產(chǎn)生強烈的反響。